中国经济大讲堂 主办：中国经济研究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 金融安全关系着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维护金融安全，是对当前金融体系的重大改革完善，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国际上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金融危机警示我们：应对金融风险必须未雨绸缪，维护金融安全必须高度重视。 金融危机就是系统性风险 发展与安全，经济发展与经济安全，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体，相生相伴。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金融安全是经济安全的核心。经济发展与经济安全，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有统一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二者遵从不同的逻辑：发展通常遵循进取思维，要求不断向前、积极向上、永无止境；但是，安全总是坚持底线思维，要求有底线、边线、红线，在一直“朝前走”的同时，需要向“两边看”。所以，国家治理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兼顾发展利益与安全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对金融安全高度重视，反复强调“不能发生系统性风险”。为什么？关键就是经济发展中最大的风险往往是金融危机，因为经济金融化使得金融越发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关乎着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金融危机就是系统性风险，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在东南亚金融危机过程中,我们看到印度尼西亚，它最初发生的是由泰国金融危机传导的印尼盾汇率危机，接着变成整个金融系统的危机，然后演化为企业倒闭、工人失业、通货膨胀等为特征的经济危机，社会矛盾被激化，出现社会危机，进而上升到政治危机和国家危机，东帝汶、亚齐省等纷纷闹独立。同样，在我国个别地区，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社会矛盾，也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力量利用，比如国际反华势力和境内外敌对势力。一旦处理不好，就可能上升为政治矛盾，成为国家风险。国际上有诸多国家步入所谓 “中等收入陷阱”，往往正是在遭遇金融危机之后。 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专门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进行要“伟大斗争”，这当然包括了国际博弈、国际斗争。曾经一度，有很多人不承认国际博弈，不接受国际斗争，甚至还有你死我活的斗争，他们认为“和平与发展”早已成为国际主旋律，世界太平，天下无贼，而把一些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分析，蔑视为“阴谋论”，心理阴暗的表现。但是，形势比人强，现在，这样的声音已经小多了，不过并没有销声匿迹。我们必须意识到，国家安全维护，系统性风险应对，关键在人，在干部，在关键少数，“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然而，实践表明，我们的干部队伍建设不是没有问题，除了上述那些坚持世界太平、天下无贼的糊涂蛋外，更有吃里爬外的王八蛋，虽然为数极少，但是危害甚大。相当长一段时期以来，我们在启用重用海归人才时忽视政治审查，名义上存在的一些考察，往往也是牛栏关猫，导致在复杂的国际斗争、维护经济金融安全中，不时出现“内鬼”。对涉外人员进行政治审查，在国外、尤其在美国一直都有非常严格的制度，而且执行起来丝毫不含糊。 要让金融戴着枷锁跳舞 金融不能创造价值，只能制造价格，在制造价格中转移财富。现代金融不是以服务实体经济为主，而是越来越多地以自我服务为主，把其他经济领域尤其是实体经济领域创造的财富，转移到金融领域。金融创新创造出越来越多的金融产品，通常不是使市场趋向稳定，而是加剧市场动荡，在动荡的市场中，金融资本通过做多或做空获利。实践表明，世界多国尤其是后进开放经济体，金融发展带来的安全风险往往比发展利益更多更大，给一国经济社会造成的麻烦比它所宣扬的好处要更多更大。所以，一个健康的经济体，必须规制金融发展，金融发展不应当是自由发展，而应当是限制性发展，要让国家意志主导金融资本意志，而不能让金融资本意志左右国家意志。必须向飞速转动的金融齿轮中掺些沙子，必须让金融家们戴着枷锁跳舞，把金融部门、金融家们的收益降低到行业、职业的平均收益。因此，鉴于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国家安全的考量，同时也是鉴于国民经济与金融领域的健康发展，对金融细致规制、对金融严加监管就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不能给金融部门至高无上的权力。国家主权决定政府治权，政府部门的治权受政权组织形式制约。作为一个政府部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和证监会以及所有金融机构的权力应属于授权。法无规定不可为，而不是自然享有或自我解释就能获得相应权力。在西方强权主导的世界，在美元霸权横行世界，后进开放国家，普遍面临经济金融主权被侵蚀的问题，不具备完整的货币政策调控能力，不能达成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理论目标。拥有很大甚至无限权力的部门，实际无法完成理论或宣传的目标，就会导致大量假作为，或权力部门空转，不利于国家治理和国家安全。 其次，金融监管要有一套理念，即监管要达到什么目的必须清楚。对待所谓创新，尤其是金融创新，通常总是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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