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跨越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曾经多次面临必须做出抉择的关键时刻。作为国家的大战略，它必须做出抉择：对于当时的国际国家体系它是应该接受还是应该拒绝？

世界秩序的意义和结构一直是中国最需要关注的重点，这其实是一个贯穿世界现代史难以处理的难题。在21世纪初的今天，这个问题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中国正处在自身历史的一个转折关头，此时，它必须要有一个发展大战略。中国发展的成败，乃至所有人的未来，全都要受到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何种抉择的影响。

中国并不是头一次遇到这样的转折关头。稍做回忆，便可以知道中国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中曾经遭遇过五、六个这样的决定性时刻。此外再也没有哪一个大国、哪一种文化或者哪一种文明曾经历过如此多的必须做出重大抉择的关键时刻。

第一个这样的决定性时刻，出现在中国自视为可以雄视天下的中心大国的那种延续了几千年的观念被撼动的时候，周围的其他人民注定只能够向自己纳贡称臣的那种风光已经不再，外来的新兴强国不断地蚕食着中国。与此同时，在国内，大清王朝又受到了对世界秩序持有另一种看法的太平天国的威胁。

这种双重危机威胁到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和儒家的和为贵思想，而以英国为首的外强干预，则更进一步迫使中国接受和被动地被纳入当时的国际国家体系。尽管当时几乎所有的其他国家都在争相加入那个国际体系，如奥斯曼帝国、日本帝国、东南亚诸王国（泰国）和非洲国家（阿比西尼亚），以及新出现的拉美共和国（委内瑞拉）。英国军队于1860年侵入中国北方，强迫清朝答应外国可以在北京驻扎外交使团，这样一种国际惯例直接冲击了中国传统的关于世界秩序的观念。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为此在1900年对中国的武装入侵（这是维护“集体安全”的一个早期案例），则将中国干脆拽入到当时正在快速膨胀的那个国际国家体系之中。那个国际体系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在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正是那个和约结束了欧洲的“三十年战争”。现在若做编年史，可以把八国联军的入侵和满族在1644年入关征服中国这两个事件，看成是中国在一个不可抗拒的全球现代化进程中，被迫与中国之外的世界发生连接的两个时间节点。自那以后，中国人便不得不设法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与外部世界打交道。他们发现，如果对抗造成紧张关系的话，他们就要受到由此所引起的冲突的威胁而不得安宁；而美国决定将“庚子赔款”返还中国合办教育，则是证明世界各国之间的这种新型关系能够互利互惠带来和平的范例。

查尔斯·希尔

另一个决定性时刻是随着中国在1912年的革命到来的。是年，孙中山在南京明孝陵隆重祭祀明太祖，昭示中国已经摆脱了清朝满族的统治。“民国”这个国号就表达了中国决定加入现代国际国家体系，成为世界秩序不可或缺的、得到外交承认和受到尊重的一个成员；中国接受现代世界的一个关键概念，从法律上保证遵守“国家平等”的原则。

既然中国在清朝满族的统治下，自1648年及其后一直都不曾参与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国家体系的设计，甚至还强烈反对过，那么，为什么汉族在1912年取得政权以后所建立的中华民国却要心甘情愿地加入这个国际体系呢？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为什么世界上许多国家——无论什么国家——都会选择加入这个维护国际秩序的国际体系？

理由非常清楚，而且十分简单。首先，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我们这个世界正在不可逆转地把所有的国家都连接在一起，大家互相依存，这就需要有某种结构来保证国家之间理性地进行交往。第二个理由，一种后来被称为“全球化”的现实强化了那种每个国家的人民都要求保持自己文化独特性的必要性。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合约所构想的现代国际国家体系，在人类历史上提供了第一种同时也是唯一的一种鼓励一个国家探索其他国家与本国的共性，同时又能够保持住本国独特传统的方式。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这个国际体系并非是一个实体，而是由一系列规则所确定的国家关系程序。只要这个体系中的成员国严格按照程序的不多的几条规则行事，它们便都可以坚守本国的实体政治和实体经济，以及本国的具有独自特色的或者说传统的思想和制度。这种国家关系程序的规则只有不多的几条，如：必须是一个主权国家，保证尊重国际法和国际组织，必须有一个专业的军事和外交机构，以及保证遵循一套只包括有不多几条约定的行为“准则”等。一个国家只要接受了这几条程序规则就可以指望其他方面的国内生活不会受到外国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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