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中国和爱尔兰自1979年建交以来，一直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原则，在经贸、教育、农业、科技、创新等各领域开展友好合作，共同推动双边关系取得飞跃式发展。2019年，时值中、爱两国建交40周年之际，爱尔兰总统希金斯表示，愿进一步挖掘务实合作潜力，加强在维护多边主义等全球事务中的协调，推动中爱两国关系持续向前发展。2019年4月，爱尔兰驻华大使李修文(Eoin O'Leary)在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上指出，“爱尔兰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很好的基石，我们对此非常感兴趣。”同时，他进一步指出，爱尔兰希望与中国通力合作，建立基于规则的互联互通，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实现欧盟和亚洲之间的这种连通。

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和爱尔兰两国进一步加强医疗合作，共同抵御疾病，同时深耕经贸领域合作，以期最大程度上减缓疫情对两国经济和社会的冲击。其间，爱尔兰通过中国有关部门以及华润医药等中国企业，紧急采购了大批医用口罩、防护服、呼吸机、试剂盒等医疗物资。爱尔兰卫生健康服务署 (HSE)对从中国采购医疗防护物资情况给予了积极评价。同时，爱尔兰也成为中国进口人用疫苗的最大供应国，2020年上半年占进口总额的42.18%，远高于第二大供应国美国(23.41%)。此外，中爱两国还积极开拓后疫情时期的经贸合作。在2020年9月4日举办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爱尔兰12家企业以及高校通过线上或线下的方式参展，涉及教育、旅游、食品、环保等服务贸易的重要领域。

然而，还应当看到，在当前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中爱经贸关系仍面临较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需要通过政府和民间的共同努力，去除滋生不利因素的土壤，降低国际关系中的交易费用，进一步促进中爱两国关系的长期稳定发展。

二、文献综述

Kronman(1985)将一体化组织的交易费用分为捍卫和执行国际协议两个方面。田野(2002)认为，国家间关系中的交易费用是指国家在权利让渡时为了获取对方及环境的信息和防止对方的机会主义行为而付出的费用或成本。程慧等(2017)指出，面对英国脱欧的影响，中国应将爱尔兰作为进入欧盟市场的重要跳板和通道。吴凝和祁晓颖(2017)认为，英国脱欧给爱尔兰的金融服务业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应加强相关合作。王莉莉(2016)指出，中国应发挥爱尔兰的招商引资政策优势，引导企业进入欧盟市场。陆亚男等(2015)认为，中、爱两国应加强渔业领域的合作。周璐和冷德穆(2013)认为，中、爱两国应加强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马良军等(2020)提出，应借鉴爱尔兰教育方面的经验，并通过国际合作积极融入国际化职业教育标准的开发和拓展中。田菊(2017)认为，中国应利用好爱尔兰主流媒体，按照“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要求加强对外文化传播能力建设。

三、交易费用的成因与特征

1.逆全球化思潮的重燃

在全球化进程中，逆全球化思潮如影随形，成为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婢女”。一直以来，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下的协作分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逆全球化思潮。但随着英国脱欧步伐加快，政治上的民粹主义、单边主义及霸凌行为，经济上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本土主义，以及反移民、民族主义及排外主义等出现了重新抬头之势。例如，自2017年以来，美国先后退出了10余个国际协定和国际组织，英国则经过3年马拉松式的长跑结束了与欧盟长达47年的关系。

在这一背景下，中、爱两国关系面对着逆全球化浪潮所带来的交易费用。一直以来，爱尔兰经济严重依赖外资，尤其是美国资本。来自美国的跨国公司不仅给爱尔兰带来了巨大财富，还为该国创造了25%的就业岗位和57%的产品附加值。这意味着，随着中美关系的趋紧，中爱在经贸领域的合作势必受到牵连，包括华为在内的中资科技企业在爱尔兰的业务也将受到严重影响。因此，中爱关系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加强经贸往来，既有利于促进爱尔兰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又为中国企业进入欧洲夯实了门户。

2.全球价值链的重构

当前，全球价值链在总量增长和整体结构方面正在发生变化。一方面，服务贸易遭受严重冲击，金融和投资领域降幅明显，全球制造业供应链极不稳定，非核心企业和低端制造业的订单骤减。另一方面，短期内抗疫物资需求增长迅速，但长期而言存在产能过剩的隐患。刘儒和赵铁军(2020)指出，新冠疫情期间跨国供应链中断后，各经济体在政府主导下将部分产业供应链转向国内或者企业改变发展方向，也会冲击全球价值链的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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