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经历了从大范围传播到逐渐有效控制的过程，而当下其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则异常迅猛，呈现速度快、范围广、危害深等特点。目前，已有数十个国家因疫情严重而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世界运转几近“休克”，这对国际关系演变及国家外交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传播给人们的国际关系认知与实践框架带来了综合性挑战，迫使人们根据现实进行更为系统的深刻反思

第一，国际关系分析主体应加快从专注“国家与权力”向重视“人与健康”“自然与生态”方向调整。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科学家的持续深入研究不断唤起人们对气候变化、资源安全、自然灾害等的关注意识，拓宽政治精英群体理解与处理国际事务的视野。现实世界中自然灾害以及人类疾病导致的严重后果，促使人们将协调人与生态关系议题置于国际关系分析与处理的中心位置。比如，气候变化从最初的纯粹科学议题逐渐发展成为各国关注的重要安全议题，最后成为国际社会采取集体行动加以应对的、高关注度的综合性议题。这一变迁过程揭示了国际关系观察与实践亟需摆脱专注政经议题的迫切性。过去数十年，传染性疾病传播带来的全球公共卫生事件频繁出现，气候变化成为当前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禽流感、艾滋病、埃博拉、中东呼吸综合征等高扩散性病毒大范围侵害人的生命健康。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世界性恐慌及其对世界经济与安全利益的严重冲击，再次警示国际关系分析主体应加快对当前国际关系新变化的认识，尽快将人的健康、生态环境等真正落实为国际关系实践的核心议题。

当然，这样的诉求真正变为现实依然面临较大的挑战。一些大国政策精英始终固守以竞争与冲突为关键特征、以地缘政治权力角逐为核心诉求的国际关系旧理念和旧实践。他们很难真正将自身政策的关注重心放到人的健康与生态环境上，因而出现国家与国际社会对人类疾病以及自然灾害应对乏力的悲剧。此次对世界危害最为严重的新冠肺炎疫情（近百年以来），或许有助于唤醒那些依然沉湎于旧思维的政治精英们，使其真诚理解并真正实践将人、国家、自然融合起来平衡发展的前瞻性理念。尽管公共卫生安全、生态环境保护的国际协调与合作的必要性已经广为人知，但其实践进程仍然滞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进程将有力敦促各国认真反思并切实践行国际关系新理念。各国必须加快对国际关系核心主题关注的调整，改变以争权力与强经济为唯一聚焦的旧路，走更为重视公共卫生安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新路，从而形成国际关系运作的新生态。

第二，新冠肺炎疫情将促使人们再次考虑维系国际关系稳定的正当性基础。西方国家坚持的对外行为正当性源于其内部对自由民主价值的认同，发展中国家坚持的主权绝对性理念，将会因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而不得不进行妥协性调整。东西方国家都必须思考如何调和彼此国际行为正当性之间存在的差异。去意识形态化与淡主权化，将很可能是应对公共卫生安全议题适用的行为特征。

当前，一国国际声望与国际行动的权威性，不仅取决于该国既有的军事与经济实力，更取决于该国应对疫情的诊治水准以及其对他国疫情化解、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机制构建的贡献。后者将迅速增加该国的声誉与影响力，使其获得公共卫生安全领域更多的话语权，进而使国际社会内化该国的相关主张与外交理念，最终形成公共卫生安全与其他相关领域的国际规范性理念与行动指南。

第三，新冠肺炎疫情将导致现有全球化进程的再界定，为当前国际关系格局带来不确定性。国际关系稳定的必要前提是全球化进程顺畅运转，而新冠肺炎疫情将迫使传统的强调以经济为核心关注，旨在促进人员、资金、信息等要素顺畅流动的全球化进行再平衡。公共卫生与生态环境如果不能够得到保障，聚焦经济繁荣的全球化将迷失方向且不再具有可持续性。可以说，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导致了目前全球化进程“暂停”的现实。比如，大多数国家防治准备不足，导致疫情快速大规模蔓延；而各国实施的封城、断航等举措，将改变全球商品生产与供应链的分布格局。欧盟各国面对疫情时各自为政，甚至相互排斥，几近成为分解全球化的力量；股市暴跌乃至反复熔断，将美国拖入金融危机旋涡，并很有可能导致全球范围的经济危机。全球化进程大动荡、大调整，不仅会导致全球化各构成要素优化配置运作模式的调整，也会导致一些国家回归自我封闭与民粹主义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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