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大众传播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梅尔文·德弗勒认为大众传播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职业传播者利用机械媒介广泛、迅速、连续不断地发出了资讯，目的是使人数众多、成分复杂的受众分享传播者要表达的含义，并试图以各种方式影响他们。[1]大众传播一般包括：传播机构、传播工具、传播内容和传播对象。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无疑是重要的大众传播工具。互联网不仅对一国国内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诸多方面都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它的巨大影响力还扩展到国际关系领域。互联网的诞生标志着新传播时代的到来，大众传播领域国际组织持续增加，信息呈现水平化、去权威化、多元化的传播特点。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化语境下非国家行为体地位的不断上升，国家之间的交往呈现出新的样态，国际关系研究已不再单纯关注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它还涉及国际组织与国家之间关系的研究。在此情景之下，大众传播对国家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交往的影响加速凸显。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开辟了通往真理的道路。面对现实世界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马克思主义为研究者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是普遍联系且相互影响、彼此制约的统一整体，同时事物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当前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进行学术研究的科学方法论。基于此，从马克思主义视阈出发进行有关传媒与国际关系的研究具有必要性。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虽然在各自领域中存在自身的运行规律，但是彼此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随着21世纪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的联系日益密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之间的互动影响，俨然成为学术界新的研究方向，大众传播领域独特的现代国际关系传播学研究诞生了。

二、大众传播对国际关系的多重影响透视

马克思曾先后创办、参与编辑《德法年鉴》《莱茵报》等十余家报刊，其具有丰富的传媒工作经历。在此期间，马克思敏锐地意识到世界传播体系的重要性，他提出“普遍交往”概念并且认为：“资本主义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2]马克思主义强调理论来源于实践。通过观察时事政治，我们不难发现大众传播在国际关系活动中不只是充当一般性的工具角色，它还是一种触媒，充当类似催化剂的作用。大众传播可以深化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甚至影响整个国际关系发展的进程与走向。马克思强调未来社会将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而大众传播使人类交往活动首次实现了真正的世界化，打破了时空约束；同时伴随着全球理念的产生，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为未来人类新型世界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此可见，国际关系的发展离不开大众传播的推动，大众传播已经成为现代国际关系问题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大众传媒与国际关系的互动研究成为具有广阔研究空间的新课题。

（一）大众传播改变了外交传统模式

互联网的诞生使得大众传播与社会个体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意味着社会大众真正进入了传播领域，尤其是在全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发出者和传播者的语境下更是如此。大众传播除从外围影响政府外交决策过程外，甚至直接进入决策程序，影响国际关系的发展。一些传播界人士担任政府官员，直接参与对外政策的制定。比如，传媒领域中的权威李普曼就曾是美国政府对外政策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普通民众可以通过大众传播实现自身与国际关系之间的联系，从而增加了国际关系的参与者，使得国际关系日益贴近普罗大众。由于大众传播频繁地介入国际关系的领域，促进了国际关系的公开化和民主化，国际关系的透明度大为提高，国际关系领域里传统秘密外交大量减少。同时，舆论安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新内涵，外交对大众传媒的依赖性增强。外交决策、国家重大战略的执行需要通过传播工具向外宣传、引导舆论导向，诸多外交活动进行前大多数需要召开记者招待会、新闻发布会等。新闻传播时效的提高，加快了外交等相关活动的节奏，国际关系领域中的传统外交观念及方式等都受到强烈冲击。当前各国都在为应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迅速制定科学、高效的对外决策，以抢占战略发展的先机。当代国际关系的决策程序日益走向民主化、科学化和快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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