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遵循重商主义传统，在揭示国际关系的内在矛盾时所能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因此，它失去了解释许多国际现象的能力。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必须从资本的本质出发分析国际关系。

一、经济学家集体缺乏想象力

从现实情况来看，近两年中美贸易摩擦逐渐转变成了权力博弈，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济界的影响力明显减弱。英国女王参观伦敦经济学院时，问在场的经济学家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人预见到危机？”之后便有著名的经济学家写信给女王，信中为经济学家集体缺乏想象力而道歉。对于经济学家集体缺乏想象力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无论是经济学，还是中美关系的发展，都暴露出我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学科相互之间的分离和隔离。例如，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知识生产过程是由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共同完成的，但目前国内学术界的状态可以说是聋人之间的对话，表现的问题是政治不考虑经济，经济也不考虑政治，也就是说每一门学科都在进行一场圈地运动。经济学家们深入狭隘的专业领域，不断进行深度研究，这不仅忽视了经济研究的逻辑性、对数据的定量分析，以及对历史经验规范性统一，更忽视了其他社会科学的进步。一旦有重要的社会关系形成，特别是对外关系的调整或变化，研究者将无法挣脱自己狭隘的职业观，其结论不仅与现实背道而驰，而且还出现了很大的判断失误。研究国际关系的人员大多是学习外语、政治学出身，存在的不足是经济研究基础缺乏和跨学科能力薄弱，严重制约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1]。

二、国际政治经济学受到重点关注

事实上，经济学家缺乏想象力并不是中国独有的，在很大程度上与政治经济学科的形成过程以及发展历程有很大的关系。在19 世纪70 年代爆发边缘经济革命，该活动导致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分流。特别是在1890 年代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以后，尽管许多探险家试图将追求财富与追求权力联系起来，与马克思、凯恩斯、波兰尼等学者一样，在大多数学者看来，财富与权力的差距逐渐增大，政治经济学很快从学者之间的“优雅对话”中消失。1970 年苏珊·斯兰奇发表了著名的开创性论文《国际经济与国际关系：一个相互忽视的案例》，这是一篇具有标志性作用的论文，这篇论文的发表表明，二者之间的隔离使学者们的研究严重脱离现实，也忽略了世界经济的根本变化。因此，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英国的学者开始对国际政治经济学重点关注，并进行了大量的思考和研究。先后在高校开设了国际政治经济学课程，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终于获得了一定研究成果。中国则在20 世纪90 年代开始引进西方的教科书、著作和学术论文。直到20 世纪90 年代之后，一些学校才开始开设课程[2]。

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三个关键假设

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有三个关键假设。第一个假设是世界的无政府状态。霍布斯的无政府状态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而这种假设与霍布斯的无政府状态不同，尽管对无政府状态下世界秩序的程度有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主要的政治学者和国际经济学家认为，无政府状态的世界有一定的秩序，不同的是新现实主义者更关注无政府状态的冲突和对立，而新自由主义者则更强调国家与制度之间的相互依赖。

第二个假设是国家是最基本的分析单位。在这个假设下，国际政治经济学成为研究的主流。比如沃尔兹先生就是现实主义者，他毫不犹豫地强调，应当将国家视为国际事务中最重要的参与者。这受到了新自由制度主义者、跨国公司、政府间联盟和其他国际组织的挑战，新自由主义者在把国家从“前门”解放出来的同时，在强调国际合作和研究国际体系的过程中，必须把国家从“后门”拉进来。之后这一假设受到一些新自由制度主义者的认可，正如基欧汉一再强调的那样，并不拒绝国家行为者的现实假设，而是对国际体系的作用更为重视。阿克塞尔罗德的观点是国际体系是脆弱的，没有世界政府，国家仍然是主要行动者。

第三个假设是将国家视为一个利己主义的理性代理人，追求国家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当一个国家是行动的主体，则必然会寻求比其他国家更多的权力和利益，这样做的目的是避免成为其他国家的附庸成员。然而，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只追求自己的绝对利益，实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通过经济交流与合作，实现物价稳定和社会保障。新自由制度主义者显然对国家行为的目标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在分析国际合作如何实现时，不可避免地要强调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等因素。例如，在新自由主义国家间合作的制度主义博弈模型中，国际体系对合作至关重要，所谓的国际体系本身包含着强有力的制裁功能，是各国政治和经济实力的体现。

上一篇：当前国际关系背景下中国企业外贸工作策略研究
下一篇：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