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环球”（ID：GlobeMagazine），原文首发于2020年9月15日，原标题为《国际军控体系危矣！又是美国在背后捣鬼！》。

“当前的中美关系面临建交以来最严峻局面，根源在于美国一些极端势力处心积虑地要把中国渲染成主要对手，不择手段地遏制中国的发展进程。他们还蓄意在国际上挑动意识形态对立，公开胁迫别国选边站队，试图将中美关系拖进冲突对抗的陷阱，将各国绑上大国竞争的战车，将好端端一个世界推向动荡与分裂。”8月30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法国国际关系研究院发表题为《共同维护人类和平发展的进步潮流》的演讲时说。

这种“冲突对抗的陷阱”，尤其表现在军备控制领域。国际军控关乎世界和平与稳定，而美国一些政客近年来偏执地鼓吹大国竞争，频频“退群”“废约”，并将军控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致使国际军控体系遭遇重大危机，国际军备竞赛风险不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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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15日，在比利时哈迪尼，演员扮成二战中的盟军士兵参加阿登战役纪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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弭兵之论往往起于大战之后。二战浩劫空前，无数生命和财富随战火化为齑粉。痛定思痛，人类吸取历史上国际联盟等国际组织的经验、教训，于战后成立了联合国，以“免后世再遭惨不堪言之战祸”。军控是联合国重要使命之一。《联合国宪章》强调，“尽量减少世界人力及经济资源”消耗于军备，力倡“军缩及军备管制之原则”。

在机构设置上，它设立联合国大会裁军和国际安全委员会、裁军审议委员会、裁军事务咨询委员会、日内瓦裁军谈判委员会、联合国秘书处裁军事务办公室；在舆论动员上，它发起四个“裁军十年”，举行三次特别联大，促进国际核裁军，推动国际防扩散；在国际法制定上，它推动达成《南极条约》《太空条约》《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武器贸易条约》等一系列军控协议。

在联合国平台之外，美苏及后来的美俄还达成一系列双边军控条约。

在历史上，军控努力早已有之，如自一战结束到二战开始之间的海军军备控制，一度进行得轰轰烈烈。但多边与双边并行，构建覆盖核、生、化、导、天、常诸领域的国际军控体系是二战之前没有过的。

部分受益于这种复杂的军控体系，二战以来世界局势总体和平，没有爆发主要大国均卷入其中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简而言之，国际军控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五大方面。一是维持危机稳定，防止了核战争爆发；二是维持大国军备竞赛稳定，促使核军控从限制走向削减；三是防止核武器扩散，数十国家拥核的噩梦没有成为现实；四是促进和平利用太空，推迟了太空武器化进程；五是禁止生化武器及特定常规武器，开启了人类自觉约束科技互残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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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下一代军控”颠倒黑白，军控外交一步步走上意识形态化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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