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官上任三把火，日本新内阁的第一把火“烧”在了社会痼疾——少子化问题上。疫情之下，收入停滞、失业率高企，少子化的危机还在扩大。

加大补贴力度、放宽准入门槛，甚至连不孕问题，日本政府都考虑到了，在挽救人口危机上，日本政府不可谓不努力。不过，在“低欲望社会”的阴影之下，仅仅是经济上的补贴可能更像是权宜之计。

4万元补贴

作为主打政策之一，日本新内阁在解决少子化问题上行动迅速。当地时间9月20日，日本政府表示，作为少子化对策的一环，将从2021年开始向新婚夫妇发放6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4万元）的补贴，以帮助他们支付房租和搬家费用，对象为居住在实施“新婚新生活支援项目”的市区町村、新提交结婚申请的夫妇。

原本，日本政府目前的政策是，为新婚夫妇提供30万日元的补贴，但需要双方年龄在34岁以下，且家庭年收入在480万日元以下。这一举措自2016年开始实施，项目费用将由日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负担，中央政府把补助金拨给提出申请的地方政府，目的是为了帮助因经济原因而推迟婚期的年轻夫妇。

从30万日元到60万日元，补贴翻了一倍，新政的便利之处不止在于此。从明年开始，日本政府还将进一步放宽条件，年龄放宽至39岁以下，家庭收入也放宽至540万日元以下。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补贴项目中，地方政府必须负担一半补助金额，这导致了实施的地方政府难以增加。日本内阁府的统计显示，截至7月10日，实施该项目的有281个市町村，仅占所有市区町村的15%左右。

因此，为了这一补贴的顺利实施、提高市町村的参与率，日本内阁府将在下年度预算申请中写进增加用于少子化对策的面向地方政府的交付金。

从新首相菅义伟的表态来看，日本新一届政府对于少子化问题的重视其实早有信号。在9月初宣布参选自民党总裁的记者会上，菅义伟就将少子老龄化与修改宪法、经济复苏等问题放在一起，表态称“将向堆积如山的课题发起挑战”。

除了发放补贴、降低门槛之外，日本首相菅义伟还表示，计划在2022年将不孕不育治疗纳入医保，“将实现不孕治疗适用保险”，扩大保育服务，为女性提供安心生育的环境。9月18日，日本厚生劳动省也表示相关工作已经开始，计划在2021年4月大幅提高相关治疗的补贴额度。

疫情催化剂

将少子化提升至与修宪、恢复经济同等的地位，足见日本政府的焦急。这也在情理之中，毕竟，近期越来越多的数据都说明了日本少子化问题的严峻性。

8月25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发表的人口动态统计显示，2020年上半年日本新生儿数量43万709人，相比去年减少8824人。2019年的新生儿数量为86万5234人，是日本从1899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少的一年，每名女性一生所生子女推定人数的“合计特殊出生率”为1.36，距离定下的1.8的目标，相距甚远。

与此同时，总人口的下滑趋势也显而易见。截至今年1月1日，日本国内的日本人人口为大约1.2427亿，一年间减少大约50.5万人，几乎相当于一个鸟取县的总人口。这已经是日本人口连续11年减少，减少的人口数为1968年这项调查开始以来最大，并且连续第六年扩大。

对于少子化问题的根源，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胡继平指出，一方面，各个国家大同小异，发达国家在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可能会导致生育欲望的降低；另一方面，日本的少子化原因也有其特殊之处，国土狭小、资源较少，民众在入学、就业等方面的生存压力比较大，因此长期以来少子化问题凸显。

“事态十分严峻，说是国难也不为过！”去年，在谈到少子化问题时，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曾这样表示。当天，安倍晋三与负责少子化问题的“一亿总活跃担当大臣”卫藤晟一进行了长达30分钟的面谈，要求后者“动员一切手段，推进相关对策”。

事实上，为了拉动生育率，挽救少子化的危机，不止是上述结婚补贴，安倍政府还推出过多项举措，试图让年轻人能放心生育。比如从2019年10月开始，安倍政府推出了“儿童工资”计划，每月给每名儿童发放大约折合1000元人民币的工资，并由政府负责缴纳保育园、幼儿园的全部费用，小学生和初中生的学费和医疗费也全免；从2020年4月开始，政府还将对贫困家庭大学生进行补助。

但很明显，一系列举措的效果似乎并不明显，而如今，少子化问题又遭遇了疫情的冲击。人口与未来网主编何亚福也表示，疫情会加剧日本少子化问题，因为疫情导致经济衰退，育龄夫妇担心就业和收入受影响，从而不敢多生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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