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非西方国家群体性兴起并导致西方主导的现代国际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表现。

现代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society)，即主权国家所组成的社会，也被称为国家社会(society of states)。国际社会有别于国内社会，前者是由国家所组成的社会，而后者则是由个人所组成的社会。国际社会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或者说“国际社会是一个历史的(而非理论的)建构”。一般来说，现代主权概念和主权国家都是源于欧洲的。因此，由主权国家所构成的现代国际社会发源于欧洲，后来逐步扩展到世界其它地区。也就是说，源于欧洲、欧洲人主导的欧洲地区性国际社会逐渐扩展到世界其它地区，成为今天大多数成员为非欧洲国家、西方国家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的全球性国际社会。正因为如此，有西方学者声称，今天的全球性国际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过去500多年欧洲影响世界其它地区的结果，是欧洲国家把世界统一起来的。然而，国际社会的扩展过程却一直是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广大的非西方国家和地区为了满足西方国家确立的“标准”、加入现代国际社会，经历了长期的、曲折的过程。特别是广大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为争取成为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长期的、艰苦的斗争，包括武装斗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由于一大批原先西方国家在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获得独立地位、成为主权国家社会中的新成员，国际社会的范围才真正地扩展到全球，非西方国家也构成了国际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与此同时，随着新兴国家的不断增多与独立自主政治意识的增强，被称为“第三世界”的非西方国家集团逐渐走上国际政治舞台。第三世界大致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发展壮大。第三世界在国际社会中的兴起，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对西方国家构成了巨大挑战。1955年的万隆亚非会议，被看作是非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群体性兴起、第三世界开始走向国际政治舞台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万隆亚非会议之后，非西方国家群体性兴起的重要表现还有不结盟运动兴起和“七十七国集团”的形成等等。

作为非西方国家群体性兴起的第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对西方主导的现代国际社会的冲击至少有如下两个重要表现:

第一，这是一次非西方国家绕开西方国家、自己倡议和召开的一次多边国际会议，是后来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国家集团在国际社会中兴起并挑战西方国家的第一个重大步奏。参加亚非会议的29个国家，除了个别国家(如日本)之外，绝大多数属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获得完整主权国家地位的新兴国家。此后，非西方国家集团在国际社会中占据多数地位并发出自己的声音，甚至“反抗西方”成为国际政治的常态。

第二，这次会议通过的最后公报，表达了非西方国家群体对西方主导的现存国际规范的不满和要求修正的愿望。1.会议公报强调，联合国的会员应当具有普遍性，要求安理会支持接纳所有按照宪章具备成员国条件的国家，而且亚非国家在安理会中的代表权应是充分的。2.公报把尊重民族自决权、反对种族歧视视为基本的人权。公报指出，完全支持联合国宪章中所提出的人民和民族自决的原则，强调自决是充分享受一切基本人权的先决条件;种族隔离和歧视的政策与实践，不仅是对人权的粗暴侵犯，而且是对文明的基本价值和人类尊严的否定;确定人民遭受外国的征服、统治和剥削是对基本人权的否定，是对联合国宪章的违反。3.公报谴责殖民主义，明确宣布殖民主义在其一切表现中是一种应当迅速予以根除的祸害;主张承认一切种族平等;支持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以及各国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权利和事业。

万隆会议对于新中国与现代国际社会关系来说，也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中国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就沦为一个没有完整主权的半殖民地国家。中国作为一个非西方国家，它只有首先被承认为一个具有完整主权地位的国家，才能够成为现代国际社会的成员。与东亚的一些邻国相比，中国加入现代国际社会的历史过程格外漫长，格外艰辛。虽然在中国何时加入国际社会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学术争议，但是在很多学者看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在1943年1月与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这真正标志着中国成为国际社会具有完全资格的一员。中国在1945年还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但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历经被西方孤立和疏远，然后再融入国际社会之中的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万隆会议之前，正值东西方冷战紧张对抗时期，新中国执行向苏联一边倒的对外政策，1950年出兵朝鲜、1954～1955年间与美国在台湾海峡严重对峙等等，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遭受美国及其盟友的孤立或疏远。这导致在建国后的初期，世界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数目较少，并且中国未能参加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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